极大地推动当地肉鸡养殖向标准化、集约化的快速发展。    □CFP供图

    你还记得“万元户”么?在改革开放之初,这是一个响当当的流行词。

　　1980年,山东临清县八岔路公社赵塔头村一队社员赵汝兰种了30亩棉花,纯收入达到10239元。当年11月17日,新华社发表了他的一幅照片,这则摄影报道先后被国内外51家新闻媒体转载,“万元户”一词也随之流行。

        民营企业萌芽

　　上世纪80年代初,各地的“万元户”纷纷崭露头角:浙江嵊州石璜乡新沃村第三生产队队长薛有能,1979年承包了生产队里没人要的猪场,村民们认为他“疯了”,然而不到一年收入竟超过了1万元；河南偃师县南蔡庄公社古城大队农民陈书奇租了两亩地,靠种洛阳牡丹、月季和茉莉花致富；湖北宜昌人谢明万在广州贩卖乌龟赚了一笔,尝到甜头后摆起地摊,很快成为“万元户”。

　　“万元户”激发了中国社会长期被压抑的致富梦想,到1983年底,全国专业户有2482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15%。改革开放之初,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专业户已成为当时运作农业的主体。

　　1982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归纳改革几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取得的六大深刻变化,其中一条就是:实行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制度,充分发挥家庭的作用。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家庭经营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经济,它和过去的私有制的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

　　就在“万元户”大行其道之时,四川刘永好四兄弟正在酝酿着中国民营企业的雏形。

　　1982年8月,刘氏四兄弟决定辞去各自的工作,用变卖手表、自行车换来的1000元,回到四川新津县农村养鹌鹑,他们最初的梦想就是“万元户”。

　　中国农牧企业起步之初就始终伴随着艰辛和挫折。1984年,刘氏兄弟的创业之路遭遇第一次重大挫折,10万只鸡苗的订单款被骗走,兄弟四人曾经在“跳岷江”、“逃新疆”、“继续干”三条路中选择道路,最后咬牙选择了第三者。

　　1988年,刘氏兄弟创办的四川新津县育新良种场年产15万只鹌鹑,赚到了第一桶金,成为远近闻名的大户。

　　在刘氏兄弟的带动下,四川新津县发展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此时,刘氏兄弟已经成功转型,涉足饲料行业。当年,希望饲料公司成立。

　　1992年,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在希望饲料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专业户摇身成为民营企业家。

　　1993年3月,刘永好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界推选出的政协委员,出席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一次站在人民大会堂讲台上,“私营企业有希望”的标题刚念出口,台下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国企酝酿暗变

　　当刘永好们长风搏浪的时候,国有涉农企业正享受着国企改革前最后一段悠闲时光。

　　厂房的白底墙壁上,黑线勾勒出一头巨大的猪,猪身上描着浓黑的“大跃进”三个大字；厂区的坪地上,五位穿着花格衬衫、黑裤布鞋的女员工曲腿推掌,表演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舞,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出现在广东生物制药厂。

　　泛黄的老照片将时间拉回1958年,其时,广东省生物制药厂刚刚成立。与众多国有企业无异,广东生物制药厂在计划经济的庞大机器下,扮演着螺丝钉的角色。当时,按照中央指令,全国27个省成立了兽用生物制品的国有企业,广东生物制药厂是广东省唯一一家,隶属于广东省农业厅。

　　1978年底,改革开放启动之时,从农村发动的土地制度变革尚未波及到国有企业,生物制药厂依然在按照指令运转着,生产出来的疫苗供给地方兽医站,“要多少,就由地方报上来,农业厅统计,经费也是厅里出。”现任广东永顺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旭野回忆。

　　1990年,华南农业大学微生物学硕士毕业生林旭野被分配到广东生物制药厂生产科。当时国有涉农企业的大锅饭仍然很香。直到1994年,各省的生物制药厂仍然需要一起坐下来,召开疫苗计划衔接会,调剂余缺。

　　永顺制药董事长吴惟瑞分析,这一阶段的生物制药厂犯有典型的国企病:冗员过多、效率低下、经营者能上不能下、员工收入能增不能减、高层管理人员收入低于市场价、一般员工收入高于市场价等等。

　　当农民可以自由选择种养、自由上市场买卖农产品,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时,以广东生物制药厂为代表的国有农牧企业浑然不觉环境有变,并随着整体经济的增长而缓慢成长。

　　然而,广东生物制药厂的平静,只是国企的特殊生存状态。在此期间,国家放松了对畜产品价格的管制。1984年7月,中央政府决定开放畜产品市场,绝大多数畜产品可以随行就市,施行多渠道经营。北京农学院教授邓蓉认为,开放畜产品市场打破了独家经营的格局,促成了国家、集体、个人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局面。

　　很快,国有农业企业在这种多元化、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感到力不从心,一些危险的信号也对农业国有企业频频放出。1985年8月,沈阳工商局便对第三农业机械厂发出破产警告,限令其扭转连年亏损的局面,否则将实施破产。

　　财政部农业司农业处处长符金陵曾分析,国有农业企业除了有国有企业本身的弊病之外,还有特殊的三大弊病:历史包袱重、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企业办社会负担大。国有农业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已成大势所趋。

        国企改制启动

　　1998年,强硬的朱鎔基总理开始力推国企改革,希望用3年时间解决国企亏损和经营体制落后的问题。很快,广东生物制药厂便感觉到了压力。

　　2000年,广东省政府牵头组建24家省属国有企业,对全省的国有企业进行重组,现代农业集团由此诞生。原广东省农科院的副院长、广东省首批高层次管理人才出国进修培训班学员吴惟瑞,在出国半年后即被委以重任,担任省现代农业集团的董事长。

　　当年9月,省政府牵头将涉及农业、乡镇企业和水产等党政机关办的企业进行整合,遍及全省各地的81家“农”字头的国有企业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家集农、林、牧、渔业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现代农业集团旗下不少子公司都是老牌国企,比如广东省水产供销总公司有5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1973年的广东畜牧发展总公司也有30年的历史。

　　沉重的历史包袱让这家国有大型农牧企业一出生就步履蹒跚。成立之初,其旗下81家企业中有67家亏损。按照1999年的清产核资,该集团已经资不抵债,有的企业甚至一接手就因为债务纠纷被送进法院。

　　广东省生物制药厂作为现代农业集团的成员之一,其资产相对优良,但改革的阻力依然非常明显。药厂大多数员工并不明白改制会把他们带向何方,端惯了铁饭碗的他们,陡然之间,无法直面市场的挑战。

　　为此,改制领导小组共召开针对各个层面员工和离退休人员的讨论会、协调会、通气会20多场。这次改革共支付成本2500万元,包括员工的经济补偿金1900多万元,医疗补偿金300多万,再就业援助金100多万,最后,改制方案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获得百分百通过。

　　2002年,在原广东省生物制药厂基础上改制组建的广东省永顺制药有限公司成立,公司从国有独资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现代农业集团和广东省农科院各占50%的股份。

　　改制,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国有农牧企业的主旋律。

　　改制后的永顺制药迎来了飞速发展。2002年,永顺制药只有1800万的销售额,到了2007年年底,已经达到1亿多元,2008年将完成2亿元的目标。2004年,永顺通过GMP认证,成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管理最规范的动物疫苗生产基地。

　　专家分析,永顺的快速发展并非偶然,改制使企业实现了“以产品为导向”朝“以市场为导向”的根本转变,现代企业制度移植入农牧企业内部,迅速激发内部活力,企业面貌焕然一新。

        现代企业之路

　　2003年,广东省第二轮国有企业重组的方案启动,现代农业集团成为改制的重点之一。

　　据评估,当时现代农业集团资产为5.8亿左右,负债为8.6亿左右,整体资不抵债2.8亿左右。

　　当年12月,省政府举行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改制国有产权转让协议签定仪式。省财政厅作为转让方,与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原经营者和员工签定协议,以“一元钱”的形式价格转让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整体国有产权。

　　这是广东省首次对省属国企进行零资产转让,转让后现代农业集团成为纯民营企业。集团与所属企业的关系真正实现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公司的关系。

　　38位原经营者和员工筹资3000万元资金入股,成为现代农业集团的第一批股东,吴惟瑞持有10%左右的股份,成为最大股东。

　　现代农业集团绕开产权交易市场进行的内部改制,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而集团董事长吴惟瑞由政府高官下海,以一元钱的代价买下公司的产权,更让外界多了几分揣测和疑虑。

　　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就在这样的质疑和担忧中艰难前行。

　　除国有企业外,其他性质的农牧企业也开始向现代企业转型。

　　1995年,有感于家族企业弊端的希望集团进行改制,老大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公司,老二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公司,老三刘永美(陈育新)建立华西希望公司,老四刘永好成立南方希望公司,实现了“亲兄弟,明算账”。

　　1996年,刘永好组建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这是刘氏产业的第二次分化。这一年,新希望集团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资本构成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民生银行,并成为民生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刘永好连续两届出任该银行副董事长。

　　曾风光一时的专业户也实现了转型,当年摆地摊的谢明万正在湖北宜昌投资2.3亿元建造一个占地300亩的农业食品工业园,从最初的“万元户”成了如今的董事长。

        上市之路漫长

　　1998年,民生银行在上海证交所上市成功。新希望集团改制为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交所上市成功。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开始引领中国农牧企业走上资本市场。

　　2008年,广东永顺制药开始谋划上市,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企业的关停并转,从而完成从有限责任公司到股份制公司的凤凰涅槃。

　　但是,从整体上看,农企上市步伐仍然相对滞后。统计显示,目前,农业类上市公司的市值仅占行业产值的13%,其中,农林牧副渔业的总市值为1670.2亿元,仅占深沪两市比重的0.66%。2005年以来农业上市家数只有7家,仅占A股市场公司总数的4.4%,该行业募集资金规模占比也只有0.68%。

　　为此,在2007年9月召开的农业企业改制上市研讨会上,深圳证券交易所呼吁: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大省的政府部门要出台农业企业上市的扶持政策,使企业尽快做大做强,从而带动一批相关企业的上市。

　　与此同时,向来不起眼的中国农业开始引起国际资本的重视。2008年8月初,全球投资界的大佬高盛集团斥资约3亿美元,借助控制畜牧业公司之手,在湖南、江西、福建等地收购养猪场；与之采取一致行动的还有德意志银行、美国艾格菲等外资公司。

　　产业链竞争,或许将决定农业企业生死存亡,而国内农牧企业大多资本有限,经营理念落后。中国的农牧企业面对国内外市场的双重压力,探寻现代企业制度之路永无止步。